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

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，迷你倉西貢即重視在港澳地區開展工作，利用港澳的特殊環境，進行革命鬥爭，這其中又以香港為重點。由於澳門地域小、人口少、澳葡當局控制較嚴，中共在澳門的活動受到一定限制，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作用和影響相對較小，留下的資料也是一鱗半爪的，中共在澳門的活動成為黨史研究的一個空白。　　一、中共初創階段在澳門的組織狀況　　港澳同胞素有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，一些進步分子還積極配合祖國內地的革命運動。　　五四運動爆發後，澳門的青年學生也積極行動起來，開展愛國宣傳活動。據香港《華字日報》報道：「澳門孔教學校的學生對於此次國恥(5月9日)異常憤恨，經已組織11人團，實行抵制劣貨，並派出演說團，雖有學生被捕而志不稍衰，連日仍往澳門附近各鄉散佈印刷物，勸告鄉民實行不買劣貨，流涕以道，聞者莫不感動。」成立於1912年的「澳門童子軍分部，連日遣派隊員往四鄉演講國恥，力勸人人抵制劣貨。演講隊高樹旗幟數支，上書'晨鐘暮鼓，警告同鄉，振興國貨，毋忘國恥'等字樣，每每到熱鬧場中，輒齊聲高叫'國恥國恥，國人急起，同雪國恥'等語，並吹喇叭，惹人注意，召集來聽，雖長途炎日，不覺其苦雲」。澳門的崇實、德華、鑄民等十多所學校的師生，也分赴香山縣的翠微、前山、白石等地宣傳抵制日貨、廢除密約，號召同胞奮起參加救國運動。　　20年代初，澳門的工人階級開始組織工會，參加反帝愛國運動。1922年5月29日，澳門發生葡警打死華人45人、打傷60多人的慘案，激起了澳門各界華人的極大憤怒，紛紛舉行抗議示威，在各行業工會組織下，3萬多工人罷工，學生罷課，澳門華商也宣佈罷市。對此，澳門當局採取高壓措施，規定凡未經澳門政府立案的工會團體一律撤銷，宣佈解散68個曾與這次罷工罷市有關的工會團體。然而，澳門工人沒有因此而屈服，繼續堅持鬥爭，迫使澳葡政府坐下來談判，並部分滿足了工人的要求。　　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，黨的早期領導人很早就開始關注到澳門。1922年澳門「五二九」事件發生時，張太雷即向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執行委員會提出，通電警告葡萄牙政府，組織關於葡案的宣講隊。張太雷並在中共創辦的《廣東群報》上發表了聲援澳門工人的文章。　　至於中共何時開始在澳門開展活動和發展組織，目前尚無確切的材料，估計在大革命時期即已開始，組織名稱為中共澳門特別支部，由廣東省委領導，成員曾發展到數十人，但大革命失敗後，其工作一度陷於停頓。據中共澳門特支1929年11月在給省委的一份報告中說：「現在澳門的同志，差不多都是成為害怕和機會主義者落後各種現象，只有10個同志還是比較積極，查其原因，為著今年來未有開過一次會，和負責者談話，以為黨對他們作為死了。」這份報告還提出了關於今後工作的設想：「1、訪尋失蹤同志談話；2、去工廠和碼頭把工人組織起來；3、吸收新同志。」稍後的另一份報告也談到中共在澳門的工作目標，從中顯示出大革命失敗後中共在澳工作的重心仍是工人運動。1930年12月，中共廣東省委發出第18號通告，要求各地黨組織加緊佈置年關鬥爭，提到「在香港、汕頭、澳門等地方成立失業工人委員會來號召這一鬥爭」。這說明黨在澳門的工作正在恢復。　　1931年1月，廣東省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，3月改為兩廣省委，李富春任書記。5月，李富春調到中央工作，省委書記先後由蔡和森、章漢夫、陸更夫接任，其間，蔡和森犧牲，章漢夫被捕，陸更夫也犧牲了。1932年9月，兩廣省委改為兩廣工委，潘洪波任書記。12月，潘被捕叛變，部分同志組成兩廣臨時工委，到1933年底才與中央和屬下黨組織恢復聯繫。1934年3月，兩廣臨時工委改為香港工委，9月，香港工委又遭到嚴重破壞，至此，在香港、廣州等地區的中共黨組織被完全破壞，作為中共廣東省一級的領導機關在一段時間便停止了活動。　　在上述背景之下，澳門黨的情況一再發生變故，組織幾經波折，與上級的聯繫也時斷時續。　　1931年初，澳門黨組織的工作應當已有進展。這年3月，中共兩廣省委決定抽調幹部到廣州及蘇區工作，其中均打算從澳門支部派人。該文件說：「省委必須從香港、澳門支部和赤色工會中在兩月調10人到廣州去建立」黨的組織。這時在澳門還有共青團的兩個支部6個人。到這年4月，澳門的工作似又有新的發展，機構也已由支部升格為市委，據廣東省委的一份文件提到：「澳門市委要根據上面決定的辦法進行，尤其要去建立失業工人、煙廠、士敏土廠、□廠(原文如此——引者)的工作。」到1931年7月，澳門的黨員已發展到20餘人，改屬中共兩廣省委領導。但一個月後，情況發生很大變化，人員損失近四分之三：「澳市工作有許多和香港相同地方，如大部分在業，大部是瓊崖、海陸豐人。但是都是由香港驅逐出境，或南洋回來的同志，情緒也不很好，一共20餘人，一貫的和平發展。最近破獲被捕同志16人。」　　這次破壞使澳門黨組織的元氣大傷，到1932年5月，中央巡視員到粵視察時，澳門黨組織的工作仍然沒有起色：「澳門原來有市委，30多個同志，去年8月大破壞，現在沒有恢復。」可能在中央巡視員巡視之後，澳門黨組織的情況引起了兩廣省委的重視，到這年9月，中共兩廣工委在致中央的信中談到：「澳門工作已派人去建立和恢復，即可成立互濟會和黨團的組織。」然而，兩廣工委很快又遭破壞，倖存的黨員與廣州、澳門「一向無關係，這兩處的關係，尚沒有恢復」。　　新成立的臨時工委恢復澳門組織的工作數月之後才重新開始。1933年10月，中共兩廣臨時工委派人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，在答復中央負責同志關於「澳門組織狀況怎樣?怎樣去找?有無找到的把握」等問題時，該同志回答：「由東江交通員新近到澳門，才找到少數過去支部的同志。至於詳細情形，因我來滬前，尚未接到他的報告，大約現有小部分同志找到。將來定由這線索去發展澳門的組織」。1934年3月，兩廣臨時工委改為香港工委。4月，香港工委曾有恢復澳門工作的打算，但在9月份遭到徹底破壞，從此，中共在華南地區包括澳門的活動便一時陷於沉寂。　　需要指出的是，中共在澳工作所遭遇的這種情況，與「左」傾錯誤的幹擾，特別是王明冒險主義的幹擾是分不開的。如前所述，在較長一段時間，澳門黨組織的工作重心是工人運動，發動工人反對資本家。但由於不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，遇到了很大阻力。1929年11月澳門特支給省委的一份報告，就反映了這種情況：「澳門的環境，大有差別，澳門尺寸之地且交通又不方便，若做偉大的鬥爭，當然沒有可能，……以去年陳聯馨香鋪要求加工是一個舉例，因東主減工錢而至罷工，當時澳政府派差拿人，卒至無條件而屈服。所以，對於行動上略有覺悟的，就非常注意，工人對於組織公開工會，一律被解散，秘密則工人駭怕，若逐漸做去才有可能。對於散派傳單等工作，本屬很容易，不過全澳門居住人數太少和交通不便，若此種工作發現，差人(即巡警——引者)就注意到生面人等，而且搜查非常嚴厲，只有做完工作離開澳門才有可能。」　　但在當時「左」傾中央的領導下，對澳門黨組織的要求反而更加脫離實際，王明路線統治下的中央認為「目前廣東黨在繼續立三路線錯誤之時，右傾危險特別嚴重」，而提出了一系列冒險主張。1931年是中共兩廣省委發出各種鬥爭號召最多的一年，也是廣東黨組織遭受破壞最為嚴重的一年。這一年，省委先後發出了「接受四中全會決議和反右傾鬥爭」的決議、「五一」鬥爭的佈置、「八一」鬥爭的佈置、關於兩廣兵運工作的決議、關於加強反帝工作的佈置、關於紀念十月革命14周年鬥爭的佈置、關於紀念廣州暴動4周年鬥爭的佈置等等，要求發動工人運動、士兵運動、舉行群眾大會、飛行集會。如「決定'五一'在香港罷工一天，在廣州罷工一天，在各廠均召集廠內或車間的會議，召集學校的會議，召集飛行集會。在澳門、汕頭也要舉行會議」。兩廣省委不顧客觀環境，不顧實際情況，層層壓任務、定指標。3月份要求澳門調人去廣州、汕頭發展黨組織，動員20人去紅軍；4月份又要求動員30人去紅軍；6月份再提出「澳門工作，在'八•一'鬥爭中應該發展3個群眾組織、3個同志，建立2個自動的支部。同時要舉行廣大的徵調運動，派去參加紅軍」；9月份又提出「澳門，應動員每個同志分別召集談話會，發展2個、3個到5個的反帝小組」。在九一八事變後，廣東省委不是號召集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，而是提出「擴大反英反葡反法及一切帝國主義的鬥爭」。在當時的澳門提反對葡帝國主義，這除了引起澳葡當局的進一步防範外，對黨在澳門的工作不會帶來任何實際的益處。「左」傾中央佈置的往往是一些很難執行的任務，對那些達不到冒險指標的組織和黨員，他們便橫加指責，實行懲辦主義：「澳門工作是非常不能令人滿意，那�的工作完全沒有推動，而且倒退，這次澳門負責同志來，很嚴格的譴責了，解散特支，把負責人放工廠中去找職業」。　　這一系列「左」的做法，給中共在澳門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損失，最後弄到黨員無處藏身、黨組織的工作陷於癱瘓的地步。直到王明路線結束，中共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策略方針之後，中共在澳門的工作才開始復蘇。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，中共中央、南方局及廣東省委制定的工作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，儘管在抗戰時期，由於主要骨幹不斷被抽調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，澳門黨組織狀況一度波動較大，但從總體上看，它是朝著成熟、穩健、富有成效的方面發展的。　　二、中共成熟階段在澳門的組織狀況　　1935年1月，遵義會議之後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的潘漢年離開長征隊伍，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香港，找到大革命時期就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柯麟。柯麟1931年初受福建省委書記羅明派遣到香港開診所，一直未與中共在香港的組織發生橫向聯繫，在香港站穩了腳跟。1935年中秋節前，潘漢年安排柯麟與剛從國外回來，定居澳門的葉挺見面。之後潘漢年向柯麟提出，希望他去澳門定居，就近照顧葉挺一家，影響葉挺重新參加黨的工作。柯麟欣然接受，於中秋節舉家遷居澳門，不久進入澳門鏡湖醫院。柯麟從普通醫生到出任院長，醫院也從一所小醫院發展成為澳門最大最好的醫院。　　柯麟與1943年到澳門的柯平(柯麟之弟，中共黨員)這條線與廣東地方黨組織是一種什麼關係——上下級關係?平行關係?或是柯麟直屬中央有關部門?筆者尚不完全清楚。一些學者有言：「中共在澳門的最高領導人是周恩來、葉劍英系統的柯麟(鏡湖醫院值理)，平時活動則以'大華行'這家貿易公司作掩護。」但不知何故，在此後廣東黨組織的文件及給中央的報告中，從未提到過柯麟，筆者也未見到柯麟參加澳門地方黨組織活動的材料，柯麟似乎屬於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。　　到1936年上半年，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薛尚實到廣東恢復南方的黨組織，大約到此時，廣東地方黨系統的澳門工作才開始恢復，「薛尚實到廣東後，首先在香港、廣州、澳門、潮梅等地發展了一批黨員，並恢復了一些與組織失去聯繫的黨員的組織關係」。　　抗日戰爭爆發後，1937年9月，中共中央又派張文彬到廣東整頓和加強黨的組織，10月，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，領導廣東、廣西和港澳等地的黨組織。中共在澳門的工作得以重建，成立了新的澳門工委，人數發展到20餘人。1938年4月，南方工作委員會被撤銷，廣東省委成立，領導廣東、廣西和港澳的黨組織。此時澳門黨的書記為杜嵐，女，20多歲，小學教師。　　1938年10月21日，日軍佔領廣州。24日，廣東省委決定，在香港成立東南特委，梁廣任書記，吳有恆任組織部長，虞煥章(楊康華)任宣傳部長，澳門市工委迷你倉將軍澳工作劃歸東南特委負責，由廖錦濤任工委書記。廖為汽車公司職員，30來歲，1937年入黨。組織部長餘化，澳門人，20多歲，中學文化，小學教師，1938年入黨，因工作出色，1939年調任東南特委青年部長；宣傳部長林楓。廖錦濤任書記時，澳門黨組織的「工作有了相當的發展，到廣州失守時有黨員50人」。1939年初，廖錦濤領導服務團回內地，余化任書記，組織部長鄧平，宣傳部長林楓。1939年4月，餘化調到特委，林楓任書記。1939年7月，林楓調廣遊二支隊(吳勤部隊)，鄺任生出任書記，鄺內戰時期入黨，1937年恢復黨的關係，大學文化程度，中山人，曾任中山縣委宣傳部長，在澳門的職業為教師。「目前看他工作還積極，還能夠根據我們的原則做工作，澳門的工作目前是比幾個月前進步的。」　　1939年11月，東南特委被撤銷，澳門工委由廣東省委直接領導，當時黨員發展到46人，其中產業工人25人，教員12人，學生6人，商人2人，自由職業者1人。工委由3人組成，除書記鄺任生外，組織部長鄧平，織布廠女工，20多歲，「積極負責，階級意識及組織觀念還好，有小學文化水平」，「宣傳部長沈□□同志是個新黨員，小學教員」。下設8個支部，8名支部書記都是抗戰後入黨的黨員。　　1940年6月，根據中央指示，廣東省委分為粵北省委和粵南省委，粵南省委1940年12月在香港成立，書記梁廣，組織部長王均予，宣傳部長石辟瀾，澳門工作由粵南省委負責。1942年2月粵南省委撤銷，準備與粵北省委合併，但在5、6月間，粵北省委和南方工委相繼被破壞，引起中央和南方局高度重視。南方局在1942年8月間指示：為避免事件的繼續擴大，「國民黨統治區黨組織一律暫行停止活動；已暴露身份的幹部轉移到遊擊區工作，其餘幹部找好社會職業如教書、做工、讀書、做生意等社會職業作掩護，勤工、勤學、勤交朋友，約定符號，不定期地聯繫，等待時機，恢復活動」。廣東黨組織堅決貫徹了這一指示，1943年1月成立臨時工委，由尹林平、梁廣、連貫組成，梁廣負責城市工作，機關設在廣州、香港、澳門，「決定對東、西、北三江的組織停止工作，保存個別關係；廣州外圍與珠江三角洲及東江前東組織並四個城市(廣、港、澳、灣)采單線形式繼續工作」。關於澳門情況，尹林平1943年2月給中央的電報說：「廣州、澳門、廣州灣(今湛江市——引者)三城市之具體情況，因交通困難，尚未清楚。現正派人聯絡，詳情以後報告(照去年7月前的組織基礎，廣州只有25人，澳門28人，廣州灣有9個人)。」也即1942年7月以前為28人。為適應形勢的變化，臨時工委還對廣州、香港、澳門、廣州灣四城市黨的組織工作原則作了如下規定：　　一、省、港、澳、灣四個城市黨組織依照中央指示由梁廣負責指導，在各城市分設特派員一人，採取單線領導方式，必要地區設平行組織(分別職業部門及工廠、學校，分開地區)。　　二、省、港、澳、灣均處於敵後及被敵人統治情況下，黨的組織應堅決執行中央指示，長期掩護、積蓄力量、培養幹部、埋頭苦幹的方針。　　三、領導幹部職業化，停止會議生活，停發文件，關係疏遠，禁止任何橫的關係。港、澳、灣著重鞏固，慎重發展(主要工人、海員、學生)。廣州則著重發展(主要工學兩類)，亦採取雙重組織，嚴格審查工作。　　四、以勤職、勤學、勤交友的精神去團結各階層人士，開展廣泛統戰工作，加強幹部與黨員教育，培養獨立工作的能力。　　1944年10月，隨著環境的好轉，省臨委向中央請示在大部分地區恢復組織活動，但在「國民黨統治區及澳門仍堅持原來方針，只加強聯繫及階級教育」。1945年成立廣東區黨委，1947年改設中共中央香港分局，香港分局下設城市工作委員會，繼續指導著中共黨組織在澳門的工作，「城委，下分香港市委、廣州市委、澳門市委、湛江市委、桂林工委，有黨員約1500名」，其中香港、廣州即占1200名。至於澳門的黨員人數及工作狀況，香港分局1948年9月的一份電報說：「澳門則有黨員19人，中有黑名單的10人，無的9人，前者不敢活動，後者則領導弱，作風保守。黨員分散，聯繫不密。……我們澳之方針為：深入群眾，發展新生力量；首先從改造領導、教育舊基礎做起，糾正保守作風，展開群工，才能挽救'從少到無'的危險」。在這一方針指導下，黨在澳門的工作得到及時調整和充實，為支援人民解放戰爭，發揮了應有作用。到新中國成立前後，中共再次從港澳抽調幹部參與華南各地接管，包括柯麟也調回中山醫學院任黨委書記兼院長，中共在澳門的工作又交給了一批新的同志。　　三、中共在澳門活動的主要內容　　澳門與香港一樣，是連接廣東與海外的門戶，地理位置特殊，而且處於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權的直接統治之外，抗戰時期保持著形式上的中立，鬥爭環境與內地略有不同。但另一方面，澳門地域狹小，才十幾平方公里，活動空間十分有限，二三十年代人口僅十餘萬，到抗戰時期因難民湧入才增到三十幾萬，外來人員容易引起注意，若沒有正當職業作掩護，要長期活動是十分困難的。基於上述特殊條件，加上中共主觀方面的原因，民主革命時期，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，大體上有這樣一些內容：　　1、掩護革命同志，提供撤退和轉移的便利。廣州起義之後，中共又準備在江門發動起義，但不慎被國民黨破獲，「負責同志都逃來香港和澳門了」。澳門也曾是葉挺的避難所，南昌起義失敗後，葉挺在澳門隱蔽了一個多月，然後從澳門回廣州參加了廣州起義，廣州起義失敗後，他又到澳門隱蔽起來，半年之後，又從這�去蘇聯和歐洲。1941年底，香港淪陷，一大批來不及從香港撤退的幹部和進步文化人士取道澳門轉移，他們以香港大中華酒店為據點集中，然後由組織安排乘走私船，經長洲島過伶仃洋到澳門，由澳門黨的秘密聯絡站幫助，經廣州灣或江門、臺山到桂林。這批人包括夏衍、范長江、廖夢醒、司徒慧敏、蔡楚生、金山、金仲華、王瑩等幾十人。　　2、動員人力物力，支援內地鬥爭。十年內戰時期，中共澳門支部曾動員人員到內地和紅軍中去工作，1931年4月團廣東省委的工作報告提到，*在澳門動員了2個南洋失業回來的到紅軍中去」。　　抗戰爆發之後，中共澳門工委進行了卓有成就的工作，廣泛發動澳門同胞，投身抗日救亡運動。先後動員和組織了一批愛國青年加入「惠陽青年回鄉服務團」、「會甯華僑回鄉服務團」和「旅澳青年鄉村工作團」，回到廣東的東江、西江和粵中等地參加抗日救亡工作。1937年8月成立的澳門四界(教育界、音樂界、體育界、戲劇界)救災會，就是在中共澳門黨組織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。中共澳門工委還動員愛國青年回內地參加抗戰，1938年10月21日，「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」正式成立，由黨的負責人、救災會理事廖錦濤任團長，先後派出11個隊共160多名男女青年返回內地工作。為加強黨的領導，服務團於1939年4月成立中共動員青年回鄉服務支部，書記胡澤群，組織委員沈章平，宣傳委員梁鐵。服務團以下各隊也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或黨小組。1941年1月，粵東南特委組織委員吳有恆給中央的報告也提到特委「從香港、澳門動員了大批的幹部、黨員，特別是堅定的工人幹部和黨員回敵後工作，增加了內地的力量與內地的同志們的信心」。這時澳門回內地的黨員已有20餘人。　　1944年春，中共中山義勇大隊派鄭秀、郭甯等化裝成普通百姓，進入澳門活動，建立了秘密辦事處，動員了不少澳門青年到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據地工作。這些青年先是在代號為「紐約橋」的「青年訓練班」學習，然後分配到宣傳隊、醫療站或者到連隊做文化教員、政治戰士、衛生員等，在部隊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。這種訓練班一共辦了3期。　　3、接觸上層人士，開展統戰工作。中共在澳工作，很長一段時間是將重點放在開展工人運動和發動下層民眾，較少注意與上層各界人士的接觸，這種狀況直到抗戰前後才開始有所轉變。在這方面柯麟所起的作用是很突出的，他利用鏡湖醫院慈善會這一機構，廣交各界朋友，特別是與何賢、馬萬祺、林炳炎等經濟界實力人物成為至交，得到他們的支持。1946年初，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會主席林炳炎提議，聘柯麟為院長，當林將董事會名單送澳督審查時，澳督說：「這幾十個人我都同意，只有柯麟不行，聽說他是共產黨。」林表示：「如果柯麟是共產黨，那我也是。這幾十個人誰都可以換，惟獨柯麟不能換。」澳督只得同意。柯麟為中共在澳門建立了一個很好的聯絡站，葉劍英、張雲逸、廖承志、李一氓、陽翰笙等到澳門都曾在柯處落腳。　　1944年春夏間，中共的統戰對象，在澳門、中山兩地均有一定地位的黃懷向中共方面傳信：澳門當局想與中共遊擊隊取得聯繫。中共方面經過考慮，在8月份派出梅重清作為遊擊隊的代表，到澳門與澳門總督的代表、政治部秘書慕拉士會見。雙方達成協議如下：1、澳門當局同意義勇大隊派出人員到澳門活動，但不要太公開；2、澳門當局與義勇大隊互相配合，打擊擾亂澳門之反動分子和土匪，維持澳門及其外圍的治安；3、澳門當局同意義勇大隊將重傷員送澳門的醫院治療，同意在澳門募捐，購買子彈、醫藥、醫療器械及電臺等通訊器材。此後，雙方遵照協議，建立了一定的合作關係。中共遊擊隊幫澳門方面捕獲了海上慣匪出身、經常擾亂澳門治安的國民黨小特務「老鼠精」，將戰時日偽在澳門的特務頭子黃公傑引渡給了澳門當局；澳門當局則幫助遊擊隊抓捕了叛徒鄭實。1945年春，澳門當局還通過慕拉士協助，將澳門地下党為珠江部隊搞到的一部電臺通過層層哨卡，安全運抵根據地。這期間，「我們與澳門當局的關係相當默契」。　　遊擊隊還與澳門工商界知名人士建立了廣泛的聯繫，「我方在澳門做秘密工作的郭甯、鄭秀、李成俊等人，工作也是得力的。澳門中央酒店(當年澳門最高級的酒店)老闆傅德蔭(即傅老榕)、搞糞務(清潔衛生行業)的嚴仙洲、'回春油'老闆梁柏�和招蘭昌醫生等都為我們遊擊隊捐錢。」「澳門當時的'大豐銀號'司理是馬萬祺，副司理是何賢，他們也都十分關心珠江地區的遊擊戰爭，為我們出過力。」　　國共全面內戰爆發後，與中共志同道合的馬萬祺在愛國富商林炳炎支持下，開辦了大華行，經營葡、澳、內地間的貿易，不久，柯平與馬萬祺合作，開辦新中行，以合法的進出口商行作掩護，成為中共一個新的工作據點。1948年，周恩來又派朱慎修到澳門，得到柯麟兄弟、馬萬祺的協助，開闢了一條山東、蘇北至澳門的航線，將北方解放區出產的大豆、花生、藥材等特產運到香港、澳門出售，再購進解放區急需的西藥、布匹、紙張、大小五金器材等等，有力地支持了解放區的經濟工作。　　民主革命時期，中國共產黨的根本任務是要推翻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、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，奪取全國政權。黨的一切工作都要圍繞這一根本目標，黨在不同區域、不同戰線、不同崗位的組織和黨員，儘管從事的具體工作千差萬別，但最終都是為著實現這一目標而鬥爭。澳門的環境不同於內地，澳門的黨組織，其工作方式和工作任務與直接在前線進行武裝鬥爭，或者在根據地工作的組織不同，與在國統區城市的黨組織比較接近，但仍有一定差別。他們的主要任務應當是設立機關、溝通聯絡、廣交朋友、搜集情報、積蓄力量，在可能的條件下以人力物力支援內地推翻三座大山、奪取全國政權的鬥爭。他們不是直接投身這場鬥爭，也不是要在澳門從事推翻澳葡當局的鬥爭。如果以這一標準衡量，民主革命時期特別是進入抗戰以後，中共澳門黨組織是基本完成了上述任務的，一些方面還是較為出色的，是符合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關於在這類環境中黨組織的工作設想的。（左雙文╱文）迷你倉尖沙咀